1920年，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病逝前，给好友章士钊写了一封信，其中有句话：

“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须先重二子。二子当世英才，望善视之。”

杨昌济口中的“二子”，一个是蔡和森，另一个就是毛主席。

也就是说，杨昌济认为，想要救国，就得保护好毛泽东。

现在我们自然知道杨昌济老先生的高瞻远瞩，毛主席的确率领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，让中国人民挺直了脊梁。

但当时毛主席只是一个普通的穷苦学生，就连筹建新民学会的钱都是借来的，杨昌济又为何会一口咬定他能救国呢？

这就得从二人的相识说起了。

1912年，在日本、英国等国家留学长达10年的杨昌济，回到了久违的祖国。

回国之后，杨昌济曾到北京与老友们相聚，大家都劝他留在北京，这里的发挥机会肯定比湖南大。

但杨昌济却拒绝了，他说如今国家正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回湖南教育青年，救国图存。

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听说杨昌济回来了，他远渡重洋学习，如今又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。

于是谭延闿就想让他来当教育司司长，被杨昌济婉拒；之后他又被推举成为了长沙县教育会会长，他也推辞了。

杨昌济从小的志向就不是升官发财，况且他也不屑于在官场上尔虞我诈，他只想做教育，振兴中华。

1914年，杨昌济毅然拒绝其他人递来的橄榄枝，选择了到湖南高等师范担任文科教授。

他在国外多年，在治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，也翻译创作了不少教育类书籍。

同时，杨昌济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，也就是在这里，青年毛泽东结识了恩师杨昌济。

杨昌济学识渊博，品德高尚，很多学生慕名来上他的课，毛泽东也一样。

他勤奋上进，积极求学，且文章写得极好，慢慢地，杨昌济就注意到了这个学生，并对他打心眼里喜欢和器重。

在杨昌济所著《达化斋日记》中说道：

“渠之父亦务农，现业转贩；其弟亦务农，其外家为湘乡人，亦农家也；而资质俊秀若此，殊为难得......”

意思是毛泽东虽然出身农家，但是却资质出众，实在是一件难得之事。

在日渐相处中，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分更甚，周末的时候，他经常叫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得意门生来家里交流学问。

大多时候，他们谈论的都是如何救国，如何求真理，杨昌济十分赞许。

看到学生们大多知道自己读书的目的，杨昌济心中稍感慰藉。

杨昌济向来提倡德智体“三育并举”，身体和心理都需要有良好发展，因此除了教育学生文化，他也非常注重学生的体格和意志锤炼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等人都很重视体育活动。

冷水操、淋雨、游泳、露宿等活动是他们常做的，尤其是毛主席，受恩师的影响，他这一生都很喜欢游泳，体格也得到了很大提升。

多年之后，毛主席仍十分感激杨昌济对他们身体素质的培养，还表示长征时期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好体格。

另外，杨昌济的爱国思想，也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。

杨昌济在日本求学时，曾发现日本有想要入主中国的意思，因此他教学时，就会结合实际，教育学生要爱国，不能让日本帝国思想侵略中国。

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深受杨昌济爱国思想教育的毛泽东，率领同学们奋起反抗。

这种爱国精神贯穿着毛主席的一生，激励着他在救国救民求真理的道路上，一往无前，百折不回。

那时候，毛泽东已经是一师的“风云人物”了，他鼓励同学们和迂腐顽固的反动校长作斗争，结果遭到了校长的打击报复。

校长想开除毛泽东，杨昌济、徐特立等老师极力反对，力保他无虞，尤其是杨昌济，更是在黑班上写下了一句诗词：

“强避桃源称太古，欲栽大木柱长天。”

这就是告诉所有人，毛泽东非寻常人，将来他必然会有一番作为。

除了在学习上对毛泽东倾囊相授，杨昌济还将女儿许配给了他。

那些年毛泽东时常去老师家中，待字闺中的杨开慧自幼跟着父亲读书识字，是个接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姑娘。

她见毛泽东与父亲侃侃而谈，从容不迫，便对他心生好感。

之后随着两人接触机会更多，毛泽东也渐渐对杨开慧生出了感情。

两人郎才女貌，两情相悦，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

杨昌济的好友章士钊早听闻毛泽东的名号，又得知他和杨昌济之女走到了一起，就想看一看此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毛泽东来听章士钊的课，他才见到了这个青年。

课堂上的毛泽东坐姿端正，听课认真，深得章士钊的喜欢，为此章士钊还专门跑到杨昌济家中，劝他赶紧成全了二人的婚事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章士钊也算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“媒人”了。

原本二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又有三个儿子，只可惜，时局动乱，杨开慧为了革命事业，毅然赴死，就义时年仅29岁。

杨开慧的牺牲，也成为了毛主席内心深处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。

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杨昌济也无法料到之后的事情，他只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，让毛泽东等学生成材。

在他的引导下，毛泽东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，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他和蔡和森等人一起筹建“新民学会”，并在不久后从一师毕业。

1918年，杨昌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，前往北大教学，并举家搬到了北京。

恰巧当时蔡元培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，号召有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。

于是杨昌济就将此事告知了蔡和森和萧子升。

大家经过讨论后，觉得走出国门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也是一个救国的途径。

因此蔡和森就作为代表先来到了北京，并在杨昌济的引荐下，见到了蔡元培等人。

后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，邀请他来北京，杨昌济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。

见好友与恩师都建议自己北上，毛泽东便带着二十多名同学来到了北京。

他们初次来到这里，身上的盘缠不多，杨昌济的工资不高，还要养活一家人，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有限，只好先安排他们暂时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法语。

毛泽东没有赴法的打算，就没有去预备班。

刚到北京时，毛泽东身无分文，暂时住在老师家里。

但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，杨昌济就将他介绍给了蔡元培。

蔡元培又引荐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。

李大钊初见毛泽东，就觉得他彬彬有礼，是个颇有气质的上进青年，再加上杨昌济与蔡元培的介绍，他就更加喜欢毛泽东了。

在李大钊的帮助下，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个助理的工作，每月都有薪资可领。

此后李大钊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加亲密，亲自了解这位青年之后，李大钊直接称他是“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代表”。

1918年年末，好友邓中夏来到北大图书馆见毛泽东，问他现在怎么样了。

毛泽东苦笑道：

“一言以蔽之，穷上加穷哟！”

邓中夏也十分感慨，不过他话锋一转，说：

“但你有幸结识了李大钊先生，也算是一富啊！”

毛泽东也笑道：

“在这里，如果没有杨昌济老师和李大钊的帮助，我将寸步难行......”

杨昌济与李大钊对毛主席的帮助，他始终铭记于心，并在多年之后多次提及，可见他们对毛主席的影响之重。

1919年春天，由于毛泽东母亲病重，他离开了北京回到湖南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指派，来到湖南联系上泽东和何叔衡，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，发动总罢课。

同时，湖南学联在毛泽东的建议下，创办了《湘江评论》，并由毛泽东担任主要撰稿人。

虽然后来《湘江评论》遭到军阀张敬尧的查封，但依旧留下了很深的影响。

这年年底，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了北京，并在杨昌济家住了一段时间。

在他的支持下，毛泽东在北京起草了“驱张（张敬尧）宣言”，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。

但这个时候，杨昌济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
杨开慧一直陪在父亲病床前陪伴他，毛泽东和蔡和森因为驱张运动的原因，不能时时陪伴，但只要有空，他们就会经常前来探望。

1920年初，大约是预感到了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杨昌济就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告诉他，若救国，一定要重视毛泽东与蔡和森。

1月16日，杨昌济不幸病逝，毛泽东以学生和女婿的双重身份为他守灵。

1月下旬，杨开慧与母亲向振熙扶柩南归，送杨昌济回板仓安葬。

毛泽东因要务在身难以走开，多年之后，毛主席十分遗憾地说：

“当年没能送恩师的灵柩南归，是我平生的一大‘憾事’。”

毛主席曾说：

“我没有上过大学，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，我的知识，我的学问都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，一师是所好学校。”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

杨昌济一手教导了毛主席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何叔衡等多位优秀的学生，他们不仅是杨昌济优秀的学生，也是优秀的革命先辈。

欲栽大木柱长天，毛主席终究是没有辜负杨昌济对他的教诲，成长为了一棵“参天大树”，庇护了亿万国人。